争取到2015年，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就业、保障性住房四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2012年的35%提高到50%左右，占GDP的比重由8.48%提高到不低于12%。

显然，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导致中国目前已经面临发展的悖论，那么，中国是坐等，眼看，还是马上补救呢？ 那么，如何才能加速产业升级与转型？产业升级与转型既是内生的，但是又是外生的，所谓内生是指要要素禀赋的改变会自然要求和推动产业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所谓外生是指产业的升级转型又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否则就会难产，导致原有产业已经转移，但是产业升级不到位，产生产业的空心化。高端制造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目标，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

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资本输出地，但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有序推进，美国资本和技术流出将逐渐逆转，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转变为净输入国，这不仅会导致美国资本回流，而且其种种优势和巨大的市场还会吸引全球资本，使中国的吸引力下降。对此，美国在产业转移后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正在采取相应政府政策，阻缓产业的转移以及鼓励产业的回流，据调查，有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迁回美国，外商直接投资（FDI）自去年11月份以来，只有5月份同比出现0.05%的短暂同比正增长，其他月份均为负增长，其中6月FDI同比回落6.87%。据预测，以美元计的中国工资将每年增长15%-20%，超过了生产率增速，在考虑美国较高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劳动力成本以往巨大的差距有可能到2015年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历史证明，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企业与创新者的竞争，没有创新者，没有企业，也就没有就业，政府也就没有税收，国家就会动荡和衰退。企业研发投入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那么，如何才能阻止或者减缓产业转移呢？产业转移的原因在于生产成本的提升，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提升，由此导致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利润空间的萎缩，企业为了生存和高额利润，就会推动产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对此采取的反制方法一是通过城镇化，进一步挖掘人口红利，二是引进廉价劳动力，但是这会产生移民问题，以及遭到国内劳工的反对。中国全国平均为每平方英尺10.22 美元，相比之下，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成本只有1.86 美元至7.43 美元，田纳西州和北卡罗莱纳州为1.30 美元至4.65 美元。然而，现在的主流法学和经济学者并不做深入的实地调查，只是拿着概念和理论说事，如此做出不少偏离常识的学术论断。

土地效率是个典型的经济问题，郑各庄为了实现土地利益最大化，对村庄土地实行集约利用，本来是个极简单的投入-产出问题，却被有些研究拿过来拷问现实土地的利用效率问题。人民生活水平有大提高，国家经济有大发展，于推动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有重大意义。实事求是的说，一些地方（如成都）创造的留地安置的发展模式，对化解征地制度的问题很有益处。现行征地制度问题很多，但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搞清问题，实事求是，同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问：到底是土地权利配置小，还是本身就是违法？小产权房的小似乎不只是词与物的区别。笔者以为，征地实践的去政治性是当前征地冲突的关键原因。

国家既可拿来建设基础设施，发展民生事业，如建学校、建医院、建铁路，也可以扶持战略产业，推动产业发展和技术革新。笔者在基层调查时，有国土局干部对有些经济学、法学学者瞎搅和土地制度的情况很是反感，痛陈他们对土地专业问题（尤其是同地同价同权）无知无畏的观点。而郑各庄小产权房现象的光鲜，不仅在于其违建的规模大、名声响、底气足，更在于知名学者的鼓吹和宣扬，农民自主城市化概念的兴起即与郑各庄的小产权实践有关。农民自主城市化与土地级差收益的分配有关，只有在城郊村特定位置的土地上才有可能。

由于官员个人境界、权力过大带来的贪污腐化问题当然有，但贪官只是个别现象，解决办法也不在土地制度上。现行的土地财政有很多问题，如政府高度依赖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带来政府财政和金融风险，干部的五年一任制及锦标赛竞争造成城市的摊大饼式扩张，土地利用不节约现象严重，地方官员利用权力寻租，对于土地收益大张贪婪之口等等。让土地食利者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是妄想。如此的土地食利者是学者们孜孜以求的么。

刘守英、张曙光等人在宣传农民自主城市化主张时，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其学术和现实的合理性。与级差地租归少数村民相比，归国家占有的好处大得多

土地一级市场被国家垄断使地方政府能获得大部分土地级差收益且能主导城市发展道路。而政府将大部分土地级差收益掌握在自己手上，本来是要建设基础设施、实施民生工程，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及全社会的。

问题在于，谁才是农民？农民是职业，还是身份，或者其他？农民定义恐怕不只是分类标准的差异。人民生活水平有大提高，国家经济有大发展，于推动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有重大意义。也就是说，工业用地不集约是个实践问题，只要在实践中完善即可。笔者在基层调查时，有国土局干部对有些经济学、法学学者瞎搅和土地制度的情况很是反感，痛陈他们对土地专业问题（尤其是同地同价同权）无知无畏的观点。郑各庄的优点在于，它在盘活宅基地利益时，实现了彻底的利益分配，平衡了多方利益，村庄环境改善，农民收入提高、集体经济壮大，有些村则是集体经济一团糟，村组织黑灰化色彩明显。小产权房问题的具体解决路径可以再讨论，但在思想渊源上，要对小产权房的不合法有根本觉悟。

国家发展大局和全社会福利应是考虑问题的终极天平。实事求是的说，一些地方（如成都）创造的留地安置的发展模式，对化解征地制度的问题很有益处。

笔者从三个方面简要讨论征地制度问题。而郑各庄小产权房现象的光鲜，不仅在于其违建的规模大、名声响、底气足，更在于知名学者的鼓吹和宣扬，农民自主城市化概念的兴起即与郑各庄的小产权实践有关。

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两大果实：劳动最光荣、打掉地主阶级，也将被消解。中国30多年来高速的经济增长率和工业增长率是不争的事实，不经详细考察，只是挂一漏万的讨论土地财政问题，然后提出推倒重来的建议，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并不是件好事。

问：到底是土地权利配置小，还是本身就是违法？小产权房的小似乎不只是词与物的区别。而所谓的自主城市化，不过是全部占有土地增值收益。  近日有媒体报道，拥有北京最大小产权房的郑各庄村37套四合院和6栋联排别墅被拆除。笔者此次的讨论也围绕农民自主城市化展开。

笔者2013年在山东东营城郊村调查时发现，当地的宅基地利用很是节约，原因无他，该村人地关系紧张，村庄很早就有建设规划，村庄对农民建房有严格限制，村干部的积极及村民的支持带来了土地利用的高效。那么请问：土地变资源、资源变资产的秘密是土地级差地租的存在，还是只是自由流转造成，一般农村的土地流转能有收入流么？ 土地问题本是个很专业很特殊的问题，妄谈同地同价同权不仅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无益，反而冲击了土地问题的基本常识。

宅基地利用不集约也只是个地方实践问题。他们认为，现行土地制度下的农民是城市化的牺牲者，权利的薄弱是政府肆意侵害的根源，提高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即能够保证农民的收入大幅提高和城乡二元结构的迅速瓦解。

笔者以为，征地实践的去政治性是当前征地冲突的关键原因。  涨价归公的国家意义 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部分被国家占有具有深远的意义。

城郊农民无偿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而并不需要付出多少劳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经济流量越大，城郊农民占有的越多，越是会演变为土地食利者。那么，有些学者维护的农民就只是不到5%的城郊农民利益。农民自主城市化的本质是土地级差收益全部归村民所有，其次才有村庄和村民间的土地收益分配问题。又如周其仁说，土地资源经转让而提升收入流是经济铁律，则农地建设用地入市就能提高农民收入。

农民占有土地收益有两大功能，一是消费，二是生产。虽然郑各庄的规划获得北京相关部门的批复，宅基地使用权审批手续也好办理，但小产权房的帽子摘不掉，土地转用审批手续办不了，则大面积的土地被认定为非法，大量的违法建设被强制拆除将是其唯一命运。

与级差地租归少数村民相比，归国家占有的好处大得多。现行的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建设了大量的大马路、大广场，一些工业用地不集约、一些农民宅基利用粗放等，都是问题。

现行的土地财政有很多问题，如政府高度依赖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带来政府财政和金融风险，干部的五年一任制及锦标赛竞争造成城市的摊大饼式扩张，土地利用不节约现象严重，地方官员利用权力寻租，对于土地收益大张贪婪之口等等。  农民自主城市化的悖谬 农民自主城市化与政府主导的城市化相对，指农村土地入市不再经政府征地和出让，只需要在遵守城市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前提下实行土地的商品化。

(责任编辑：迪庆藏族自治州)